中国智慧中的量子思维如何影响管理（十四）

作者大川howard 2021-05-09 17:47 34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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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家思想中的量子思维（中）

到了魏晋时期，公元三四世纪，“玄学”流行起来。很多人认为，玄学以及宋朝的程朱理学都是道家思想的延续，应该成为新道家；但我在上一篇已经谈过，西汉之后各派杂糅，大家基本脱不出新儒家的范畴，所以应该可以归在同一脉来理解，我们姑且称之为“新儒家的新道学思潮”。

新道学基本接受了儒家的重要经典，只是又用老庄的精神重新做了解释，这当然与朝廷关于治学当官有“强制性学习大纲范围”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新儒家是杂糅学说，本身更具开放性有关。所以，大家都不忘披着儒家的皮囊做学问。

这就导致了一种有趣现象的出现：新道家的大部分人学者都主张孔子才是最大的圣人，把孔子没说过的话也可以拿来为自己的观点背书。比如顾欢说“夫无欲于无欲者，圣人之常也；有欲于无欲者，贤人之分也。二欲同无，故全空以目圣”。他解释说，孔子为什么没有说要“无欲”呢？因为他已经无欲于无欲了，所以连强调这方面追求的想法也消失了。你说这种逻辑是不是有些牵强附会？按照这种解释，我们完全可以把自己的任何观点都强加在孔子身上，但这也是历史背景下的无奈。

魏晋期间，这一派最有名的要属向秀和郭象，他们虽然只是注解道家经典，但引用了很多自己的创新思想。比如，老庄认为“道”不具有人格性、所以道生万物是自然而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向、郭的说法就更为激进，他们认为，“所谓道生万物，不过是万物自生”。所以，道是真正的无。向、郭认为，存在于宇宙的万物，需要整个宇宙作为其存在的必要条件；但它的存在并不是由任何一物所造成的，而是一定条件或环境出现了，这个物就必然存在。这与量子思维认为“量子个体不可知，但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重要”的观点，十分接近。马克思也说过“人的存在是一切社会关系之和”。我们认为两者都具有非常清晰的量子思维特征。

到了北宋，中国国力极其强盛。各种思想萌芽再次爆发，终于迎来了我们耳熟能详的程朱理学。理学以程颐以及其重徒孙朱熹为代表，但理学始于宋朝、但却兴盛于明朝。不过，在明朝它更多地被用来当作束缚民众思想的工具使用，通过强调伦常、次序，来保持社会和执政的稳定。

过去，我们对于程朱理学的教育宣传也更多着重它这方面的污点，我小时候的教科书对程朱理学的定性就是“封建糟粕、扼杀人性的工具”。连裹个小脚，也是朱熹倡导的；但长大一些，我在看了些资料以后，却发现它还是中国哲学深层次发展的一个重大里程碑。这里，我们仅就理学的思想性，用量子的科学思维做一个解释：

首先，它用道和理，更新解释了宇宙观体系。所谓“道理”，理由道而来，是道的外化。程朱的“道”，更接近《易经》的道，而不是道家的“道”。两者是有区别的，《道德经》的道是统一的最初的“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本源；《易经》的道则是多，它们是支配宇宙万物每个单独范畴的原则。那个时代的人大部分赞同，气聚气散是万物形成的原因，但同样是气，为什么生出的万物会不同呢？程朱认为，在气的背后还有“理”。事物产生的不同，是因为同样的气遵循了不同的理：遵循花之理、气聚成花；遵循叶之理、气聚成叶。

而对于理和气的关系，朱熹有自己的很高明的看法，“疑此气是依傍这理行。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答黄道夫书》）。这其实也非常接近现代科学的发现：如果我们把所谓的气，理解为各个元素和微观粒子；把所谓的理理解为，元素和微粒构成物质的方式；那么，同样是碳分子，因为结构的不同，既可以产生石墨，也可以产生钻石。这个道理，用程朱的思想貌似也能解释得通。

新道学还认为理是物之极，是物的终极标准。推理到宇宙全体，一定也有一个终极标准。也就是最高的、包括一切的万物之理的总和，就是“太极”。“事事物物，皆有个极，是道理极致。……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语类》九十四卷）。按照程颐的说法，理是永恒的，不可能加减（其实就是客观存在）。《遗书》说“这上头更怎生说得存亡加减。是它元无少欠，百理具备”。而这一观点也被朱熹继承了，他在《答刘叔文》写道“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

更妙的是，朱熹对于太极如何存在于各个具体事物中的解释。他用“月照万川”来作比喻，“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可见，不可谓月已分已”。对于这个观点，大家可能很快就联想到禅宗“一花一世界”的说法，进而也佐证了我说新儒学是杂家的这一观点。如果大家具备现代信息编程，就能很容易理解这种属性的继承。用量子思维来看的话，“全息宇宙”、“量子信息”假说，也与其有很多契合之处。

朱熹还认为“理”是“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的”，但理虽静，但却有“动静之理”。理自己虽没有实体，但被气感应了，就会生出不同的物质。这就像“真空不空”的狄拉克之海，虽然没有实在物质，但存在量子涨落。

那么，古人认为我们该如何来认识和遵循这个“理”呢？答案又回到了传统儒家的老路，那就是要诚心正意。“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遗书·卷十八》）。因为人作为万物之一，必然也禀受了理；而理和理之间，应该是能够相互感应的，只需要我们能够破除干扰。这就是我们现代冥想、禅修的理论基础。

可惜，我们在此也注定与西方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两条道路。不论是儒家还是新儒家，对于修身都是沿用了《大学》格物致知的方法。即使朱熹开创了“理”的体系，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走上与西方一样的“穷理追究”的道路，这一方面与我们国家文化和语言缺乏紧密的形式逻辑有关，另一方面也因为中国智慧的特殊观点，那就是要“体用不分”。我们传统认为，体用两者是要融合的，而不能截然分开。朱熹就做过类似解释：“《大学》说格物，却不说穷理。盖说穷理，则似悬空无捉摸处”。换言之，要知道抽象的理，必须通过具体的物。当然，“格物”的过程也不能忘了“致知”这个目的。

我们的目标是用存在于自己本性的“理”去感应外界的理、太极的理；我们了解的理越多，则我们对于自己被气禀所遮蔽的性，就会看得越清楚。朱熹描述整个过程为“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大学章句·补格物传》）这其实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顿悟过程，被现代很多人所接受。一是日益精进，可以顿悟；二是顿悟之理，可以适用于外物。

而这跟我们推崇的量子思维管理有什么关联呢？因为量子思维如果作为一种科学哲学观，它认为：1）“万物的概率关联就是那个’理’”，2）而“理”可以用数学和形式逻辑方法来表述；3）“理”作为事物的普遍规律，也可以通过思维方式这个载体来迁移，更好地认知具象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