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决定论

基因决定论

序：

        有句广为人知的西方谚语叫you are what you do，中文意思是你做什么你就是什么。用汉语的方式表达，佛家有句话与这话的语义非常相似——万般带不走，惟有业随身！

        在许多时候，小到个体的性格习惯、职业定位和职业成就，大到国家的国民特点、经济结构和国际地位，其命运往往在个体诞生之时和国家建立之初就已经写在了基因里。虽然有少数可通过后天的改变基因来改变命运，但更多的时候，命运往往不由人而是被基因所主导。

        所以，改变个人的命运和改变企业的命运一样，都需要借助“转基因”技术去改变基因，最终改变命运！虽然是转基因，但无关伦理道德，而是关乎生死存亡，所以不涉及虑医学或伦理问题，而是思考如何进行与何时进行的问题。

正文：

-国家的基因决定了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

        提起美国，通常都会联想起高科技行业和创新技术，还有好莱坞大片或美剧里的各种玄幻的场景与技术，并且，这些早年的科幻大片和美剧里看起来非常炫的技术，当前已经有许多变成了现实。典型如斯皮尔伯格在2001年导演的《人工智能》，2002年导演、汤姆克鲁斯主演的《少数派报告》，这两部经典动作科幻片中贯穿始终的主线AI技术，在现在已经开始逐渐渗透到人类工作和生活中的各个角落。还有斯蒂芬ž索莫思在2008年导演的《特种部队：眼镜蛇的崛起》电影中出现的单兵外骨骼设备，现在已经在多个国家的军队中小范围的装备。除了上述经典的科幻片之外，还有高分科幻美剧《西部世界》，也谈到了AI与克隆技术。在脑洞大开但又预兆着未来科技趋势的背后，这种现象显然不能只归结于投入大、创意团队好等原因，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因为所有的美国科幻动作大片都有专业的科学顾问参与剧本的撰写和特技的指导——这是果而非因。我认为，真正的原因在于新教伦理与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精神中所包含的冒险、创新、创造力、想象力，以及对对个人主义的肯定等基因所导致。

        再看同为发达国家也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国和德国，谈谈法国德国跟美国有何不同——上文所述的英美国家虽然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但与法国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却存在很大的差别：英美是典型的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也称之为英美资本主义；而法国德国因境内都有莱茵河流经，所以也称之为莱茵资本主义。莱茵资本主义相比英美资本主义，更强调长期性、群体的一致性或共识、企业的社会责任、和谐的劳资关系、继承历史文化传统，强调“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并且否定个人英雄主义。

        此外，法国还是一个天主教在宗教里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而德国则是天主教与基督教新教分庭抗礼，与英美两国由新教主导的宗教派别完全不同——宗教对社会文化和企业文化的影响是深层次且长远的，最终体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和感受到的，美国、法国和德国的总体印象，以及这些国家在产业结构、社会文化、人文传统上的巨大差异。

        上述三国在产业结构上的巨大差异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鼓励创新、冒险与主张个人主义的社会文化直接推动了美国在颠覆式创新上的绝对领先地位。所以，电力、流水线、飞机、原子弹、登月、互联网、AI到基因工程等颠覆式创新的技术被美国所率先发明，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启蒙运动奠定了法国和德国在近代哲学、科学和数学中的地位，体现在发达的制造业上，但由于地理气候因素和政治体制的差异，导致法德两国在制造业的分化和发展上由走出了两条不一样的道路。

        最后，由于法国的气候比德国更温暖湿润，所以天然的孕育了发达的农牧业，而奢侈品与艺术品行业本质上属于手工业的范畴并脱胎于农牧业。所以法国有着全世界独一无二也难以复制的奢侈品行业和美食美酒行业，典型如LVHM集团；而德国因地理气候等原因，在农牧业上先天就不具备法国的优势，所以就只能依靠不受地理气候因素影响的制造业，并发展出了四大优势产业：汽车制造、机械制造、电子电器、化工。

        美国、德国和法国的国家基因虽然都脱胎于基督教改革，都不同程度的受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的影响，但最终都发展出了差异明显的社会文化、政治体制与产业结构。

-企业的基因决定了行业选择和发展路径；

        国家的基因决定了社会文化和人文特点，社会文化与人文特点决定了企业的创始人、领导者与员工的心智模式，也决定了行业的选择和发展路径。所以，我们会发现，企业的基因与地缘因素、企业的基因与行业选择和发展路径之间存在着特定的相关性规律。

        硅谷的常见基因是创新与冒险，所以诞生出了极客文化并将这种文化注入到了企业之中，所以才会出现Google和特斯拉，而不会出现诸如摩根斯坦利或高盛这种金融巨头；日本企业的基因是忧患意识、国土面积狭小与资源贫乏所造就的精致小巧的传统，所以诞生了工匠精神和在同等空间下把产品做精细把功能做多、或者同等性能同等价格下把生产制造的所需材料与能耗最小化；德国企业的基因是规则、秩序与严谨，所以造就了工程师文化，所以成就了奔驰、宝马、奥迪、舍弗勒等汽车与机械制造业跨国公司。

        创新与冒险的基因，忧患意识与工匠精神的基因，规则秩序与严谨的基因，能够成就特定行业和特定企业的地位，但这些基因既可能成就一家企业也可能毁掉一家企业。关键在于企业与企业家的基因，是否与所处行业和外部环境相适应——这再一次印证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规律的重要性。

        房地产黄金时代造就了一大批富豪和地产百强，但伴随着城市化进程接近临界点和“房住不炒”的政策基调一次次的强调、附加“三道红线”之后，预示着房地产黄金时代的终结，“躺着挣钱”、“挣快钱”、“挣易钱”的周期已成过去，国内近十万家房地产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应该如何融资，而是如何适应新环境如何“转基因”，让企业的新基因适应新环境和新常态的要求，而不是在融资工具融资方法上做文章。同样，在投资和出口这两架马车已经日显疲态难以为继的年代，过剩的产能如何化解？企业又应该如何自我革命去破旧立新？当人口红利消失殆尽，企业又应该如何在白热化的竞争中找到那一片蓝海？从日本和德国的先进制造业，以及数量众多但却很有竞争力、在细分市场上精耕细作还活得很不错的中小微企业身上可以获得许多极具借鉴意义的参考！

        供给侧改革表面上看，是劳动力、土地、资本、制度创造、创新等要素的改革，但骨子里是观念更是企业基因的改革。不对最底层的“老基因”进行重组、不转变和重塑更能适应新环境与新常态的“新基因”，只谈战略层面的转型升级与战术层面的创新，效果也并不理想。

        要么跟上时代的步伐，要么被时代所淘汰，没有第三种选择。

-达尔文主义可以不认同但从未过时；

        生物学家达尔文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奠定了生物进化论，揭示了物种的起源及其在环境变迁过程中的适应性进化，那句广为人知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最初就源自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最终由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中引申并正式提出了这句话。实质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源自物种之间和生物内部之间的竞争，以及与自然环境之间的抗争和适应过程，已经把残酷无情的丛林法则体现的淋漓尽致。

        达尔文的观点在社会学上被进一步的演绎，最终为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ž斯宾塞所演绎并提出了备受争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把达尔文的进化论与适者生存的生物学观点套用到社会当中——弱者注定要被淘汰，而社会上最终生存下来的只有强者。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备受指责的重要原因。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弱者，弱者需要帮助却不能任其自生自灭，而政府的职责之一就是通过各种社会机制与法律法规去帮助那些弱者。

        社会达尔文主义不是一种政治主张，是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和对其规律的总结。斯宾塞提出这种观点并非是想表达让强者和适者才有生存权、弱者和不适者没有生存权的倾向，而是对产生这一社会现象的规律与成因进行归纳总结。因此，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对现状和现象的原因之解释和归纳，并非将丛林法则或进化论的生物学观点进行政治化的表达或某种价值主张。换言之，无论你认同或不认同，无论你喜欢或讨厌，都不得不接受这一规律。

        对应到企业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表现无处不在，并且从未因时代的发展或技术的进步而出现变化——那些跟得上时代发展与环境变迁的企业，能够不断的发展壮大，那些做不到与时俱进、与时代脱节的企业，最终都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消亡，这与丛林法则的现象何其相似。

-如何适应新常态、拥抱VUCA时代与小时代并成功地实现“转基因”？

        低增长、更激烈的竞争、KSF的变化构成了我们所处的新常态，而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以及跨界、短周期是我们所处时代的新标签。要适应新常态、拥抱VUCA时代与小时代，显然不能再沿用过往的心智、认知与方法，每一个企业和每一个个体都需要与时俱进，去改变认知、改变方法，但更重要的是在此之前先改变自己的基因——先给自己“转基因”，再去转变认知转变方法。

        有两种“转基因”方法可供选择。

方法一：多看书尤其历史与哲学书；

        马克吐温说历史不会重演，但总是惊人的相似。在人类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已经留下了太多的经验和教训可供参考，而不必去读MBA或EMBA，因为决定企业基因的关键不是技术不是方法，而是领导者的认知、心智与大历史观——沉得下心的朋友们可以看《春秋左传》和《史记》，抽不出时间的可以看黄仁宇先生和许倬云先生的几部经典作品。前者需要读者自行体悟，后者则可站在黄仁宇先生与许倬云先生这两位巨匠的肩膀上去透过历史看未来。

        至于哲学书则有太多可读和应读的著作，从柏拉图、帕斯卡尔到培根到奥勒留、康德和卢梭，我都推荐读者们抽空精度；实在没有精力和时间，那么就走个捷径去读四本书：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王阳明的《传习录》、老子的《道德经》。

        哲学书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无论是古典哲学还是近代哲学，都能够让我们更深刻、本质化的看待这个世界，进而让我们形成恰当的三观并促成“新基因”的形成。

方法二：多出去走走，观察外部世界观察大自然；

        “转基因”的过程也是一个企业家的修炼过程，无论是顿悟还是渐悟，无论是身居庙堂还是人在江湖，只要多维度、近距离、经常性的观察世界、亲近山水，心就会更容易静下来——这也算是一种修禅。

        从大自然处获得的不只是灵感，更能通过物理空间的抽离来实现在短暂的宁静中获得一种对生命、对人生、对自然、对宇宙的体悟，从而让心态定期清零、不被眼前的得失成败所迷惑。

        少一些无意义的交际和可有可无的应酬，多一些时间独处和读书，或者经常性的到户外去近亲大自然，不仅有益身体健康，更有助于基因重组形成新基因，打破基因决定论、真正的脱胎换骨，去适应新常态并拥抱VUCA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