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慧中的量子思维如何影响管理（十三）

作者大川howard 更新于：2021-05-07 11:29 25464

内容来自 2021-05-08 打卡话题观看本期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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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家思想中的量子思维（上）

我这里说的新儒家主要指的是西汉董仲舒对儒家学说改造，以及后代的各种演绎和注解。自西汉武帝“独尊儒术”政策以后，这个传统几乎被后来历代的统治者继承了下来，所以，再往后的中国文化和思想，都归入“新儒家”也不为过。这里的“新”突出的是与传统儒家的不同，因为这之后发展的儒家思想，1）在内容方面，吸收了道家、阴阳派等的宇宙观，完善了天人合一的学说，并以此建立人伦、政治等主张；2）在逻辑方面，吸收了佛学禅宗的一些思想方法，在抽象思考、归纳顿悟逻辑方面，有了新的特长。可以说，新儒家虽然大体沿用了传统儒家的躯壳，但本质上可谓是糅合了儒释道的“杂家”。而这种杂糅的思想，才是现代国人最贴近的思想本源。

首先，我们花些时间聊一聊西汉初期董仲舒时代的背景，让大家能更好地理解这个思想改造活动。之前提过，秦朝苛政不但导致自己二世而亡、而且“焚书坑儒”活动对中国文化传承带来重大灾难。之后的西汉只能把道家尊为国教、倡导“无为之治”，其实就是通过让老百姓休养生息，来获得大众的执政支持。同时，因为各派经书虽然几乎被烧绝，中国文化面临断代的危机，但好在民间很多老知识分子还健在，通过口述记录、重新编撰的方式，汉朝把中国文脉又慢慢地恢复起来，可谓居功至伟（所以，我们现在都称自己为汉人，而不是秦人）。当然，因为记忆转述的方式，难免会存在偏差，这也导致了很多先秦思想的原意被扭曲了。比如儒家经典《尚书》，至今还存在古文今文的版本之争，《道德经》的传世版本与帛书版本也存在区别，基本都是因为这一重大历史背景的原因。但是，秦始皇对民众实现了大一统，这种威权和控制力，无论是哪一朝的统治者都必然会食髓知味。当然，前提是要解决民众反抗的“技术性问题”。

根据《汉书》记载，董仲舒在汉武帝执政元年上书朝廷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表彰六经”的政策主张。

很多人认为，是董仲舒的这个主张彻底扼杀了中国思想百家齐放的萌芽，但恰恰没有意识到，在这背后其实是汉朝统治者的选择。即使没有董仲舒，其他王仲舒、张仲舒也是一样的结果。

但好在是有董仲舒，他是一名精通儒学的博学家。他最大的功劳在于，并没有单纯地倡导回归传统儒家思想，而是借机把各派的思想都糅合了进去，形成了新儒家思想。虽然批着儒家的皮囊，也算是变着方法保留了先秦百家的思脉。

我认为董仲舒对于儒家的改造，值得一提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用先秦儒家六艺和孔子学说的皮囊，对阴阳、道、法、墨、名等诸家学说，加以杂糅嫁接改造，发展并完善了“天人感应”、“阴阳五行”、“黑白赤三统循环”等理论来解释世界的发展规律。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取自儒家《易经》和道家《老子》的思想：1）天指的是规律世界、第一自然，也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源；2）人心能够与本源世界连接，心中天生具有道德原则；3）“天人合一”是一种自然的、不自觉的趋势和行为。如果用逻辑思维来看，这三条都是认知假设，但正是这些假设恰恰与量子思维强调整体连接性的理论基础想通，也是我们认为中国人具有量子思维天赋的一个观点的主要依据。

二、用理论和形式来保障统治阶级的合理性，反复强调秩序和忠孝。之前提过，孟子认为“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贵”，这已经有点类似西方“君权神授”的思想萌芽。但秦末农民起义对于新统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西汉王朝如何加强“君权”成为刚需。采取的措施主要两条，1）用“天人合一”的神秘主义思想，敷衍了目的论观点。让天子的地位从“法下”上升到了“法上、天下”；2）用形式主义，认为地造成群体差异和区分。刘邦一介混混出身，汉朝初期的新贵，比如皇亲、官僚和地主，有许多人的德才远远不能满足传统儒家的要求。（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人彘”，就是开国皇后吕氏的杰作），怎么办？通过强调繁文缛节、群体差异来维持人伦运转。《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曾经记载了刘邦这么一句话，“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就说的是，原来形式主义还能搞得那么复杂，这是他以前想也想不到的。董仲舒把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关系，宣传为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并用阴阳数数把封建等级制度、政治秩序神圣化为宇宙的根本法则。就是从思想上，形成区分的定势，最终保持政权的稳定。

三、用“天人合德”的思想理论，将宇宙规律与人伦规律联系起来。中国文化及其强调实用之学，古代研究事物的发展规律，必须与人伦社会的具体应用联系起来，而不是像古希腊那样，进行终极追问。新儒家对于宇宙规律与人伦规律这两者间的桥梁关系解释叫做“天人合德”。天地有生生之德，而人性内在也要通过感悟，不断的内省，去追求与“德”一致。两者合一，就天下太平；两者不一致，那容易引起天道的惩罚。另外，“阴阳五行”、“三统循环”，其实就是在强调道家“物极必反”、佛家“多世报应”的主张。通过把一个从观察归纳而来的观点，上升为一种对真理的逻辑假设；最终形成思维定势，进而影响人的行为。为什么西方只提利益相关者，而我们却喜欢生态组织？就是因为我们在文化立足点上是不同的。

西汉对于新儒家思想的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根据《汉书·武帝纪》，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就宣布，凡是治学走申不害、商鞅、韩非及苏秦、张仪之学的，一律不准举贤良做官。这基本就从古人治学的动力源头，保障了独尊儒术的政策。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抑制了中国文化在思想方面的创新和异化。最终形成文化的保守基因。

文|大川，企业管理咨询顾问兼私董会教练，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外聘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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